絲襪

　　熊丙奇
　　去年11月，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廣州的一次講座中指出：“教育再好，需要社會提供學生髮展的空間。中國的問題，更多的是要問社會，而不要僅僅問大學。”他說：“在全國各地的媒體和我們日常言談中，教育是最容易受到批評的。這就出現了很奇怪的現象，一方面大家都在講素質教育，但另一方面又覺得素質教育行不通。一方面減負講了多少年，甚至教育部也發了文，但是負減得了嗎？”
　　葛劍雄教授的觀念有一定的代表性。近年來，不少教育官員、大中學校校長都有類似看法。比如，中科院院士、原南開大學校長饒子和今年年初在接受《中國科學報》採訪時就表示：“反觀當今高等教育出現的種種問題，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歸咎於社會的大氣候和大環境，這其實是在幾乎所有領域都存在的現象，令人痛心。”
　　概括而言，就是大學的問題、教育的問題，更多的是社會的問題。
　　這些觀念乍一聽上去頗有道理：社會不誠信，學校能獨善其身嗎？中國是“官本位”社會，你能要求學校擺脫行政嗎？國家為減負想了那麼多辦法，可減負根本減不下來，老百姓也不答應……。沿著這樣的思維推論下去，教育改革也就沒有什麼戲唱了：大學的自主招生改革、社會評價體系建設，必須等到社會誠信恢復之後；大學去行政化，必須等到整個社會“官本位”觀念轉變，等等。事實上，這也正是不少教育系統內部人士的看法。
　　不得不說，這些看法對教育改革的推進，是有消極影響的：大家都等待總體改革，而忽視了自身的改革責任。甚至對教育的問題，大家也會逐漸變得“心安理得”，因為，整個社會就是如此。
　　實際上，對於教育和社會的關係，教育改革和社會觀念轉變的關係，政府官員、教育人士當有更清醒的認識。
　　毋庸置疑，作為社會的一部分，學校肯定會受到社會的制度、風氣的影響。但是，學校辦學的重要使命，就是防止社會對學校產生負面影響，並以學校的風氣、人才培養，去推動社會的發展。大學之所以要保持獨立性、自主性，大學之所以被稱為社會的燈塔，正是出於這種辦學使命。
　　1917年1月，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。他採取“兼容並包”的方針，不拘一格招聘眾家，讓北京大學很快開學術研究、思想自由之風氣。對於北大的改革，蔡元培說：要有良好的社會，必先有良好的個人，要有良好的個人，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。這已經清晰地說出了教育與社會的關係。
　　國外一流大學的辦學，也是如此。哈佛大學前校長德里克·博克在哈佛大學350周年校慶講話中談到：“當學校的影響和重要性日益增加，聲望和財產日益增長時，各種集團自然會受到誘惑，希望利用學校來達到自己的目的……必須十分明確：大學的職責是為養育自己的社會服務，問題是如何才能為社會作出最大貢獻，以及所需的條件到底是什麼。校外的集團時常錯誤地認為，既然大學成功地進行了教學和研究工作，那麼它一定可以操縱政治機構，或者解決社會問題。他們時常迫使大學冒犧牲自己獨立性的危險而參與政治鬥爭，或者要求他們做一些有損學術公開和自由的事情，而公開和自由正是一個健康研究環境必不可少的特性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問題已不在於人們尋求大學的幫助以解決社會問題，而在於人們要求大學所做的與大學的性質相矛盾，從而對大學的基本功能構成了威脅。”
　　簡言之，就是大學要避免成為社會利益共同體。
　　但我國當今的大學，卻是缺乏這方面的反思的，甚至大學甘於成為利益共同體。而在利益驅使之下，大學忘卻了自己的責任，也不願意打破現在的利益結構，於是把教育的問題推給社會。
　　另外，不少教育人士通常會說，我國已經推進了那麼多教改措施，可教育局面沒有多大好轉，這顯然是社會的問題。其實不然，教育局面沒有多大好轉，是因為我國已經推進的教改措施，沒有一項是真正的教改，幾乎都是打著教改旗號的偽教改，甚至是借教改名義牟利的反教改。
　　拿社會的“名校情結”來說，大家深感不解，最後分析原因，是社會存在不健康的勞動等級觀念，行業收入差距大、社會福利差距大，還有家長存在不健康的望子成龍心態、虛榮心等等。
　　這有一定道理。可“名校情結”，說到底是“身份教育”惹的禍。在基礎教育領域，我國人為地把學校分為重點校、重點班，製造差異、不均衡。可以說，目前的不均衡，都是各級政府配置資源時採取錦標主義思想導致的。在高等教育領域，我國再人為地把學校分為985、211、一本、二本、三本、高職高專，學校獲得的國家資源不平等、地位也不平等。
　　如果義務教育均衡發展，高等學校取消所有的行政計劃、工程，沒有分批次錄取，各校完全平等競爭，還會有這麼嚴重的“名校情結”嗎？學校獲得平等發展空間之後，高等教育也就為受教育者提供了更多選擇，他們還會盯著名校一條路嗎？至於用人單位招聘人才，沒有了教育領域自己製造的等級、身份，用人單位何來學歷歧視？
　　減負的“改革”也是如此，教育部發佈的減負令起不到作用，是很正常的，因為這種減負令，就是行政治理思路：教育行政部門動輒發文，是在利用手中權力干涉教育。而要治理減負，需要的是政府放權，徹底放權，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升學考試制度改革。在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方面，要制約政府配置教育資源的權力，建立地方教育委員會負責教育重大發展戰略決策，建立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負責撥款預算。這能從根本轉變政府說了算的教育發展模式，也能轉變傳統的義務教育資源配置方式。
　　在推進高考制度改革方面，需要政府行政部門把考試組織權交給社會機構，把招生自主權交給大學，把選擇權交給學生，尤其是擴大學生的選擇權。只有當一名學生可以獲得多張大學錄取通知書，再選擇大學，才能形成對學校教育的監督力量，並以受教育者監督，促進大學教育轉變理念，對教育質量和學校聲譽負責，也才能消除所謂社會的不誠信對大學自主辦學的影響。良好的社會誠信環境，是在每個公民的權利意識覺醒中逐漸形成的，沒有權利意識，只有權力和利益機制，誠信就是奢侈品。
　　推進教育改革，負責任的管理者、辦學者、教育者，應該更多思考自身的責任，而不是去推卸責任。如果把教育的問題推給社會，社會再把社會的問題推給教育，那麼，我國社會的進步、教育的進步從何而來？
　　（作者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）
　　（原標題：教育的問題，教育界豈能推卸責任）